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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4)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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