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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3)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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