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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1)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年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③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④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⑤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⑥

  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毛泽东在六月八日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⑦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⑧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⑨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⑩。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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