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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西北(5)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最紧迫的是西征甘肃的军事行动。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从五月十九日起出发西征。因为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21)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相继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大片地区。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22)西方野战军在作战中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在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这样又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史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23)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判: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5)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96页。
  (22)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
  (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1、65、66、69页。
  (24)彭德怀、毛泽东致朱、张、刘、徐、陈电,1935年12月2日。
  (25)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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