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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西北(2)


  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⑦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⑧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⑨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⑩

  ⑦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171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⑨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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