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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3)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⒅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⒆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⒇

  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21)

  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22)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二十七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二月八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23)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二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三月十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24)

  ⒅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1月12日。
  ⒆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⒇《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4页。
  (21)《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70页。
  (2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61页。
  (23)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1页。
  (24)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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