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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7)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2)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49)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5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1)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第52页。
  (5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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