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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5)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33)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34)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35)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6)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3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3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33)《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3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3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37)《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38)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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