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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三次“围剿”(2)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⒃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页。
  ⑧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⑨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3页。
  ⑩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00页。
  ⑾《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页。
  ⑿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⒀《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4页。
  ⒁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4月19日。
  ⒂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⒃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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