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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南昌打吉安(3)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〇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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