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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4)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⒁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⒂,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⒀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
  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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