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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3)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⑿。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⑨ 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刘安恭在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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