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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初期的实干家(3)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⑿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⒀。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⒁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斗争高潮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要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⒂。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在“呈文”里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⒃。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⒄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⑿《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页。
  ⒀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⒁陈独秀:《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
  ⒂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⒃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论月刊《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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