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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初期的实干家(1)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〇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一九二〇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这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①

  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②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〇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③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④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⑤。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一九二〇年十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一九二〇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道: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① 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一九二一年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
  ②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页。
  ③ 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④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⑤ 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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