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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大潮的洗礼(5)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4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2)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〇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〇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41)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43)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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