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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2)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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