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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3)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厌恶,他们捕风捉影,随意逮捕政治嫌疑犯。实际上,这些特务根本不讲究所谓的“秘密”,他们往往是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围的人害怕他们。

  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又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国。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1944年夏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这是宋子文造成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删掉了。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改动这封电报的内容,电报由重庆的一位老资格的美国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送交蒋介石,并带上大使的一等秘书,众所周知的反蒋派人物谢伟恩当翻译。

  电文十分直率,但是蒋介石在读这份电报时很平静,脸上还象往常那样带着微笑。让人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回信表示服从。但他要求美国派一个“全权的”调解人来调整他和史迪威的关系。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议今后总统给他的来信,都应委托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总统很高兴,但是他的有些顾问却认为事情太顺利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们想对了。

  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了三条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条件,他说: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挥,但他们必须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不应再出现权限不清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全权控制租借物资。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指示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博士宣布,当他提到中国军队时,他只是指那些已经由史迪威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总统被弄糊涂了,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和蒋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个权力很大的调解人。他选中了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透着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在胡佛总统的手下当陆军部长。后来一想,总统又决定派唐纳德·尼尔逊陪同赫尔利一起去。尼尔逊是一位商人,当时他当过一段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特别使命是研究中国经济,他也是个身材高大,充满自信的人。9月6日,他们两人经莫斯科来到了重庆。

  赫尔利到达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了。

  虽然“刺头儿”深得军队和下级军官的敬仰,但中国将领讨厌他那种粗率、傲慢的作风,他们希望他不去理会军事官僚机构中的种种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见留在肚子里。为了保护自己,就连最高军事机构中像何应钦和陈诚这样的竞争对手,都能合起伙来,在委员长面前说史迪威的坏话。

  还有一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意要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这个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总是“违背诺言”。

  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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