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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1)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的请求。

  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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