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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变(4)


  无论是在他的日记里还是在他的著作《苏维埃在中国》中,蒋介石都没有提到他和周恩来的会面。

  很多年以后,我从蒋的密友陈立夫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的背景。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曾派他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被捕后,周立即被召回延安),参加谈判的还有苏联代表鲍格莫罗夫。周恩来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们抗日的话,我们将和你们合作。”

  对此,陈立夫反驳道:“如果我们抗日的话,你们应该和我们合作。”接着他提出四点作为国共协议的基础。

  1.中国共产党应该维护三民主义。
  2.共产党应该服从委员长的命令。
  3.红军应该解散。
  4.中国的苏维埃组织应该予以解散;但是,可以和延安签订一个特殊协议,根据协议,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共产党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政府。

  周恩来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按陈立夫的说法)

  陈立夫也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答应可以不帮助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同意去见少帅,告诉他和他的追随者不要再给他们自己找麻烦,因为无论如何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了。

  陈立夫声称是斯大林本人命令扣押蒋介石的,同时他还指示日本共产党采取一项支持日本军事行动的“爱国”政策。

  这些观点中的第二点是有可能性的;但我知道没有别的证据来证明第一点。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确实可以从扣押蒋介石中获得益处,因为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来加速实现他抗日的决定。

  现在,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澳大利亚人W.H.端纳出场了,他曾效力于张学良,现在则作为中间人为南京方面服务。他受到热烈欢迎,端纳到西安的时间是12月14日(在周恩来到达的后一天还是前一天尚不清楚)。15日回到洛阳之后,他打电话向南京作了汇报。当时南京方面正处于绝望和频频发来的各种关于委员长死讯的情报之中,而端纳能够进一步证明他还活着并且受到优待。

  这个消息使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

  这位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她表演得很出色。

  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在12月22日蒋夫人到达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读《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1936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

  他为这个决定后悔了很多年。蒋介石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判决他十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来他被赦免,但不光是到国民党1949年失去中国政权为止,就是在国民党流亡台湾以后,张学良仍被软禁在屋子里(在1975年我写作本篇时,他仍然不能自由活动)。张学良的遭遇一定使宋子文感到不安,他(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曾以个人名义保证张到南京后不受惩罚。

  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1949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

  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

  他的终生好友张群被称为亲日派,并被免除了在外交部的职务;共产党受邀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定于1937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所做的准备工作在不断进行。

  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共产党受益匪浅。他们不再受到骚扰,并赢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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