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传记 > 蒋介石传 >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三章 毛泽东的崛起(3)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反问,然后自己回答道:

  什么是我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呢?简单他说,它就是使全国的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这样他们就能产生勇气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艰苦工作的耐力、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国家作出牺牲。1933年12月,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前五个月,蒋曾解释道: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他不可能是无意识地做这番比较的。然而,西方人对这次运动的描述却比较客观。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正式开始。当时举行了广次群众集会,据粗略统计,参加者达10万人,代表142个组织。在江西省省长和教育总长的陪同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

  他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青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蒋用手指指着这个不幸的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摄影师赶快离开了会场。南昌是首先从“新生活运动”中获益的城市。那次集会后一个星期,几千人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它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位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一千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1934年秋,就在共产党从江西突围开始长征的时候,蒋及其夫人乘坐飞机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旅行。飞机的出现第一次使这种“与人民见面”的活动成为可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访问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省份。

  但是,开始时蒋介石并没有这种计划,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希望坐飞机进行短期旅行。在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少帅张学良的陪同下,蒋氏夫妇飞往洛阳参观了一所新成立的军事学院。为什么不去看看西安呢?张学良建议说。于是,蒋便无意地来到了这个两年之后被扣押的地方。然后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旅行结束时,他们已行程5000英里,访问了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

  对于比较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那种时候,一位领袖的到来——特别是乘坐飞机而来——打破了他们单调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也许首先是戴高乐——早已陶醉在了人们的欢呼声中,并从目睹人们对自己的欢迎中吸取力量。这种事对蒋氏夫妇来说也已经是现实了。

  由于尝到了“名望”的甜头,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了。这时旅行已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系统的计划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部和南部各省。从政治意义上讲,西部之行在整个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在西南的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尽管人们仍在谈论中国的“统一”,但封建军阀仍不受干扰地统治着这些地区,江西共产党进入这些地区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例如,在贵州,红军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军阀的五个师,占领了他们在遵义的驻地并补充了2万人的兵力。红军突破蒋的封锁,于1935年5月突然向南进入南部边界省份云南。这时,蒋氏夫妇正住在昆明。据悉,红军距离昆明只有10英里,云南军阀龙云急忙加强对昆明的增援,而蒋这时已在法国人建造的铁路线上撤离了。不久他们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小股红军的牵制行动。大队红军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周平堡。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轻而易举便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全部红军渡河进入四川。过河后,他们把从国民党军队那儿缴获的船只全部销毁了。

  蒋介石夫妇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项公关活动,他和夫人飞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拦截红军。

  决战在一个峡谷展开,那里的河水急速奔腾,两岸是悬岩峭壁。

  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建造了一座铁索浮桥,也就是著名的“泸定桥”。红军到达后,发现原来拴在铁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尽管如此,红军战士还是赤着脚,在桥上摇晃着快速前进,并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投掷手榴弹。终于他们跨过了泸定桥,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门。

  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红军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岭和其他自然障碍所困扰,而不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蒋的西部之行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使他能够“清洗”并“训导”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

  他没想到几年后会被迫把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四川的重庆——如果他没有西部之行的这番“清洗”,这种迁移也许就不可能实现了。


梦远书城(my285.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