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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1947年,11月间,开始了中国本世纪最大的战役——淮海战役。这次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持续到1949年元月。战役在淮河沿岸地区进行,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的三野部队同时参战。为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参加了前委的工作,统筹前后方一切事宜。

  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的军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被歼灭。蒋介石损失了56个师达55.5万人。国民党的不少将领也被击毙或被俘。

  1949年1月战役结束,从而为陈毅、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渡过长江、直捣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开辟了道路。

  淮海战役结束不到两周,傅作义将军在不动枪炮的情况下把北平让给围城的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分给刘伯承和邓小平部队的攻击目标是又宽又深的长江中段。北岸的小河、运河里隐藏了为渡江准备的成千上万的大小船只及舢板。部队做了几周的登陆和冲锋演习。为渡江战役准备的旗帜上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战役是4月21日开始的,百万大军几天内就出现在南岸,解放战争接近尾声。

  内战结束时,第二野战军的部队约30万。据历史学家记述,第二野战军在4年中大仗、小仗共打了1343次,歼敌达33万。

  1949年9月底,邓小平到北京参加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成立宣言。

  这时,邓小平只有45岁。他已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伊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这支军队在几个月里继续追击敌人,把人民的政权扩大到西藏。

  全国战事结束后,中国开始了艰巨的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工作。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翌日,苏联,接着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先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障国家政权职能的充分发挥,需要重新全面划分行政机构。就像在解放区那样,军队始终是政权的基石,军队领导人换上便服,手中仍掌握所在地区的领导权力。有鉴于此,全国分成几个“大行政区”,每一行政区实际上就是某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已分为野战军和战区)管辖的区域。为此,原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改组。

  因此,每个“大行政区”成立了军事行政委员会的混合机构。名单如下:以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为首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以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为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以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为首的中南军政委员会。东北地区,即满洲那里的情况比较特殊,1948年解放后就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但这种特殊情况的结局是戏剧性的。

  西南行政区包括4个省——贵州、云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下面又分为4个行政区。刘伯承把这个1亿多人口的大区的权力实际上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贺龙率一个兵团参加过解放四川的战斗,于是他就成了拥有与行政区同等权力的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则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

  耐人寻味的是,这3个领导机构人员的组成也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刘伯承是西南局党委第二书记,但他又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而邓小平同时又是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种“职务重叠”现象在以后的时间里,几乎对整个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同地区和省的基地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一样。几十年来的一个特点是,一些政治家(除了几个最主要的领导人)尽管绝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但仍保留着省和地区的领导职务。

  邓本人1952年前,首先是在西南地区领导工作,虽然那时他在中央也担任职务。194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1954年9月上述机构改组为止。他于1952年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但1953年西南军事行政委员会改组(去掉了“军事”两字)时,邓仍然是这个机构的副主席,并一直延续到1954年。在这期间,邓小平在北京被委任越来越多的职务:他当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不久又被委任为中央政务院财政部部长,不过这一职务任期不长,翌年夏天便辞职了。1952年至1954年他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显然,在政府、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都翘望着他走马上任。

  他是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的秘书长,因此许多中央选举的筹备工作都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54年国家机关进行改组,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5月得知:这位杰出的组织者将成为领导国家的党的机关的关键人物。这时第一次提到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主管党中央委员会各部的工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了中共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是这次大会的主角之一。会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邓小平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先选进最高领导班子。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6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1954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则强调其政治份量。

  从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近10年中,邓小平在最高的领导核心里担任着党和国家关键性的职务。

  党的总书记必然处在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有些时候,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如何执行这些决定。当然,作为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的代表的邓小平,这些年也必然与党的主席相对立。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各种运动时,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

  §“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与邓小平就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连亲属也受到株连,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其他子女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9年,林彪乘中苏边境局势紧张,签署了“一号命令”,要全军处于出击的一级战斗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

  在此命令下,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一天内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安徽、江苏、云南等省,由当地省军区负责监护。

  1985年4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兼桑给巴尔总统姆维尼谈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邓小平说:“你是1973年秋来中国的,我那年2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干部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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