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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在一次演说会上,刘静庵激昂慷慨地说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国奴了!……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国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就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听了这番话,董必武激动地整夜不能入睡,辗转反倒,反复思索。他和刘静庵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在日知会时,起初他被改良主义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所深深吸引,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认为“梁启超笔下常有感情,煽动性大”,对自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以后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革命派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太炎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问题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陈词“劲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师”。

  §投身“二次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县宣布起义。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

  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

  武昌起义后,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武昌,并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

  这期间,清政府调集重兵向汉口反攻。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从武昌迅速赶到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

  后来,他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到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少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粮库和管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董必武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他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后因清军援军不断增加,双方力量悬殊,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一座孤城。虽然形势万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卫武昌的战斗中。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保卫武昌的战斗终于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1913年,为了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进行准备。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无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同盟会的元老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处于一种苦闷,彷徨的状态。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仅数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统一是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

  孙中山领导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进一步开展反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的武装斗争。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

  董必武怀着变革中国社会和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一片赤诚,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很快回到湖北,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旧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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