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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基础。面对敌人将临的大规模“围剿”,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围剿”动员报告。说:各个战线都是在军委统一意志之下互相配合、呼应的进行战斗,每一战线的胜利或失败都会影响整个战局。“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进阵地,同时又是在进攻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新阵地,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牵制、分散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

  1935年2月至8月,任弼时、贺龙等领导湘鄂川黔苏区军民进行了曲折的反“围剿”斗争。作战初期,因采取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迎击,和对敌估计上的错误,没能大量歼敌及阻止敌人进攻,陷入被动。红二、六军团在准备撤出苏区转移时,贺龙、任弼时抓住有利战机,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歼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及3个团,迅速扭转局势,转入反攻。接连取得忠堡、板栗园、芭蕉索等重要战斗胜利,至8月完全打破敌人的“围剿”,并东进到石门、临澧、澧州、津市等既富庶又重要的战略地区。

  红二、六军团在半年多反“围剿”中,吸引敌军81个团到自己周围,与10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70余团,毙伤俘战约2万,缴枪近万,扩大新战士达8000人。任弼时在阐述这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但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

  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1935年,留在长沙以南的红2、6军团与党中央失去通讯联络。因任弼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更不知与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由张国焘携带。1935年12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其中在军事战略决侦第17条提出,要尽快“完成与2、6军团的通讯联络”。

  1936年1月,2、6军团在一次与四方面军通报中突然听到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呼叫2、6军团,经问询,才知是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亲自上机呼叫,才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络。但因没密码本,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留老四处……弟豪。这是曾化名伍豪的周恩来发给任弼时的一份简短明码电报,说明中央已到陕北,与原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

  1936年9月29日,三大主力将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红二方面军:“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在莫斯科协助周恩来工作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曾给予高度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及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也不甚了了。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延安,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任弼时先后两次以书面及口头补充形式,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几月来发动群众,配合友军,采用敌后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和方法,英勇御敌的历程,又向各国兄弟党及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

  共产国际听取了任弼时的报告,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说毛泽东领导八路军联蒋抗日的新政策是“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8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中共中央决定让他赴苏医治。9月,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任弼时和周恩来异国相逢。周恩来一见弼时,便大步迎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这时,任弼时先注意到的是周恩来负伤的右臂。

  “很痛吗?”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笑着说。

  任弼时亲自替战友联系医院,安排治疗,并要恩来好好养病。但周恩来不愿整天躺在床上。住院期间,他仍和弼时一起工作。他们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

  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当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29日,为共产国际撰写的长达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接着,在任弼时的荐请下向共产国际介绍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其他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此期间,任弼时和周恩来分工合作,一边与驻共产国际各国代表团联系,让他们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争取援助,一边开始作回国准备。

  因任弼时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怕出意外,便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弼时本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的社会身份,不怕纠缠。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任弼时负责的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都由周恩来带在身上。

  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周恩来、陈琮英、邓颖超等一行9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回到祖国。

  §和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任远远在纪念父亲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41年父亲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先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父亲几次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后来,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44年父亲明确阐明了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看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

  1944年受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委托,父亲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亲以全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历史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集体领导下所取得的。1950年,毛泽东主席回忆他最得意的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总理补充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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