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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还就“过渡时期”作了解释,他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以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沉痛的教训和严重的失误

  为了改进党的领导,改善党群关系,正确地处理和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实践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全党整风,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毛泽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场全国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一些偏差。这突出表现在指导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急于求成倾向。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的问题。同年11月,他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周恩来、陈云等就1956年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进行的反冒进做错误的批评,认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对一些不同意在经济计划中搞高指标的同志进行了批评,他要求在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加上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此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并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存在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随着脱离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的不断提高,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盛极一时。

  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大跃进”运动中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和超越客观条件的一些做法,没有什么认识。他深深地为亿万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染。1958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毛泽东一直在全国巡回考察。从北京到杭州,再南宁、成都、上海、武汉、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北戴河、安徽、广州。他来回奔波,深入到工矿、农村,亲自搞调查访问,检查工作,研究问题,部署任务,不辞辛劳。

  直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铺开后,特别是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热火朝天地搞起来后,毛泽东逐渐发现:办人民公社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为了能更集中精力地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从高饶事件后,就开始从体制上考虑接班人问题,提出搞一线、二线。1956年的“八大”正式形成了以中央书记处为一线,以政治局为二线的格局。同时,毛泽东开始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会上,同意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是毛泽东为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所作的一项重要决策。不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围绕着19个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要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民的衣、食、住、用、行是关系到6.5亿人安定的大问题,必须安排好等。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指导全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搞好后来的经济调整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毛泽东不容许从根本上批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是9个指头的问题,缺点是1个指头的问题。基于这种思想,当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他要求清理“左”倾错误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庐山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并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

  庐山会议后开展起来的“反右倾”斗争使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这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得以恶性发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单方面地中止经济援建合同,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严峻的经济形势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忧心如焚。他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他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限量标准。他曾七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很多天没吃粮,工作一天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

  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在深刻自我反省的同时,毛泽东带领全党开始纠正错误,调整和恢复经济。

  在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有沉痛的教训和严重的失误。这主要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他放弃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不适当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逐渐使之扩大化、绝对化,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误伤了一大批同志,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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