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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唐宝林先生在他撰写的《陈独秀传》里认为,陈独秀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几十年来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的通缉对象。由于长年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过着贫因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精神上,眼见亲人一个个先他而死,这种种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而导致了他的逝世。

  唐先生算是国内研究陈独秀的权威,他的分析自然都有道理。但我认为,造成陈独秀死亡的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陈独秀相信了本地一土医生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泡水饮用,可治高血压,故而长期坚持不辍。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摘的,未能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时水呈乌黑色,味亦发苦,陈独秀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已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正在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双石场割了两斤肉,他还带着包惠僧到菜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包。由于陈独秀平日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鲠,夜不成眠,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此后几天,陈独秀就卧床不起了,潘兰珍请来乡下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8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了25日晚,才落了气。

  §猪圈里有块墓碑

  有关陈独秀安葬的情况,是吴元珍讲述的,虽说她牙不关风,我们还是听了个明白。

  她说;“埋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粮。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30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的大绅粮邓蟾秋送的。陈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次日,我们步行到了城西五里处的“康庄”。“康庄”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为避日机轰炸而修建的一处简易别墅,陈独秀生前曾在此小住过,死后,也埋在这里。

  我们去时,墓地已经荡然无存。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农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说:“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异地说:“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多得很。我们队长说陈独秀是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已缺了一只角,“独”字没有了偏旁,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

  ※第二章 李大钊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1905年,李大钊16岁时,应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后因科举终止,转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在这个新式学堂里,他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开阔了眼界。

  1907年夏,李大钊考入公费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北方革命党人发动了滦州起义,但不久失败,起义军重要领导人白亚雨英勇就义,临刑时,他立而不跪,视死如归,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气概给李大钊留下深刻的印象。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但建立起的民国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夺。1912年6月至1912年间,李大钊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开始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隐忧”。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树立起民主主义的观点。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求学。

  在学习期间,李大钊将所学新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变化。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制造出种种舆论为称帝作准备。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驳斥了袁世凯的客卿,日本人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关于中国民智卑下,只有君主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言论,指出中国人有参政能力,能实行民主共和制。若再恢复君主制,“必欲使吾民众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可看出,李大钊已具有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14年,李大钊在东京发起组织了“神州学社”,进行反袁活动。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李大钊团结留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并担任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

  同年5月,袁世凯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差点完全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自此之后,李大钊投入了武装反袁的斗争。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称帝,消息传来,留日学生总会召开会议,推选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负责反袁的宣传活动。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并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指出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造成的,代议制度则是时代的要求。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以其斗争之坚决,文笔之犀利而声誉鹊起,在留学生中成为闻名一时的人物。

  1916年6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死去。但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并未从人们头脑中消除。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李大钊应汤化龙之约,到北京办报。他为报纸起名叫《晨钟报》。

  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发表很多文章,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文化及道德伦理。

  十月革命以前,在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及思想斗争中,李大钊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并以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唤醒民众,寄希望于人民是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的精华。他指出:对于我国思想界的消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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