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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天渐渐变暖,被康生、王明搅了一阵子之后,陈独秀打算离开政治,老归山林,做一个地道的平民百姓。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见他。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意,陈独秀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托派。

  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陈独秀听出,刘仁静讲“他们”,意思不含自己。刘仁静1935年被托派临委开除“党籍”。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我早就知道了。”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地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一直不走,怎么办?”

  陈独秀想了一下,写了个条子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潘兰珍答应了,将条子收好。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留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只见条子上写道,“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刘仁静怅然无言,没有落坐就走了。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就没留他再坐。

  §陈独秀之死

  1938年6月,陈独秀从安庆辗转宜昌、重庆,然后到四川江津,并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在江津。

  陈独秀死时,潘兰珍、陈松年和代表他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场。

  关于陈独秀最后的日子,罗学蓬写了一篇文章,曾被多家报刊转载。这篇题为《陈独秀的最后日子》说:

  陈独秀先生是1942年5月27日逝世的。

  江津市档案馆存有一份1942年5月29日出版的《江津日报》,一版上有如下一则消息:

  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64岁

  本报讯一代人杰陈独秀于本月27日晚9时40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64岁。陈氏生于1879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号仲子,别号熙丹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此处有误,陈氏未去过法国——笔者注)。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抗战军兴,旋即出狱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先生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6月1日发柩于县城南郊,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

  笔者曾在10年前陪同诗人孙静轩踏访过陈独秀先生的旧居和墓地。

  在离城30余里的鹤山坪上石墙院,笔者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页业已发黄的历史书:“陈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年逾80的吴元珍老太太说,“陈太太人年轻,和陈先生的儿子又合不来,急得只晓得哭。这石墙院是杨家的,我那阵跟杨二太太帮佣,杨二太太去劝陈太太,我也就跟着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净完身后就把陈先生抬到凉床上,用白绵纸搓索索裹缠陈先生的身子。然后再给他穿‘老衣’。换老衣,装棺,都是品中爷俩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已是60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大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以为是个有钱的下江人。我还是从杨庆馀杨二爷口中知道陈先生是陈独秀的。我对陈独秀还是很崇拜的,因为我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也晓得他当过共产党的总头头。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总归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已不好过,没啥经济来源。我还听说陈太太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陈太太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

  “1942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小雨,就听见潘兰珍在石墙院大声痛哭。我马上想到是陈独秀过世了,因为他已经卧床好多天,江津、重庆都有不少头面人物坐滑竿上山来探望。没一阵,杨庆馀就跑出院子,喊我老汉去跟陈独秀换老衣,我也就去了。我们爷子俩为他净了身,穿上老衣,再把他放进棺中,空隙处再用石膏粉、杠炭灰、谷壳灰配的混合物塞紧。在我们忙的过程中,大约有10多个人守在侧边。我认识的有陈独秀的三儿陈松年两口子,陈独秀的学生包惠僧、台静农,从江津赶来的邓仲纯、潘赞化、何之瑜,从白沙赶来的邓蟾秋、邓燮康两叔侄,还有几位生面人。”

  作为杨家之后的杨明兴老人介绍的情况则显得更全面一些。他说:“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馀特意去请上门的。我曾祖父杨鲁丞是光绪特科贡士,对经史有一定研究,还写了好几部书稿。国学大师章太炎1918年初到重庆时,我曾祖父曾带着书稿到重庆请教,谁知章太炎随便翻了翻,竟批了‘杂乱无章’四个字,气得我曾祖父吐血,回江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我父亲仰慕陈独秀的大名,便去请他来石墙院,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为一者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有钱人物纷纷往乡下搬;二者陈独秀、潘兰珍和邓仲纯的老婆吵了架,被邓夫人恶言撵出了‘延年医院’,在城里居无定所。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陈独秀夫妇就来了。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出版的。可后来,陈独秀就把其余遗稿丢在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去了。时间久了,我父亲就有些不高兴,再加上陈独秀几次对从江津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的注疏,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这话传到我父亲耳中,他心里更加有气,脸上有时就不那么好看。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借给他两口子用。虽是这样,有了啥好吃的东西,父亲也时常请他们过来一起吃,或者给他们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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