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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哪能呢。一则我没有时间,到处在请我演讲;二则流于粗制滥造。”

  濮德治说:“说的也是。”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他愿不愿出来,我们几个合作还可以做点事。”

  濮德治买了一张去郑州的火车票,第二天就去了郑州,找到了罗章龙。罗说:“陈先生好意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濮德治回来把罗章龙的话告诉了陈独秀。

  “罗章龙没有讲别的话?”陈独秀问。

  “罗和我没私交,我们谈不下去,我看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在谈恋爱。”

  陈独秀无可奈何:“差不多了。”

  12月,刚出狱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王文元、陈独秀、濮德治三人经常谈论局势。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须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濮德治、王文元问陈独秀,有什么新方法?陈独秀说,“我们可以与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王文元一听很对劲,忙问:“这与史派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王文元说:“听说谭平山想拉你组织第三党?”

  陈独秀说:“拉我组织第三党的还有朱家骅,但我向来不愿受人摆布。”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刊登在《宇宙风》第52期上的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一概联合。

  “鲁迅若在世,他是一定要反驳你的。”濮德治说。

  陈独秀想到鲁迅反驳陈其昌,说:“鲁迅也是人,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向来反对贬他,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反对抬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我很敬佩他不附和别人。”

  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收进了报刊“暂缓登载”的演讲稿。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渐渐,一些民主人士对罗汉冷眼相待。开始,罗汉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说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二人大吃了一惊。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康生。

  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啄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看到这篇文章,陈独秀打了一个寒颤,似乎预感到什么。11月20日,《解放》刊登“冰”文《陈有行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时隔半月《解放》的调子突转180度。

  罗汉也疑惑不解,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与你是主张抗日的,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陈独秀、罗汉哪里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和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谈到中共中央提的与陈独秀合作的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声色俱厉,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却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有人反对,说:“陈独秀与托落茨基也有所不同。”

  王明大叫:“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王明又加重语气,说:“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谋,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议结束后,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1938年新年,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陈独秀一时目瞪口呆,脸色发白。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叛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关”,将这场陈独秀是汉奸的风波推向高潮。

  康生说:“1931年‘3·18’事变……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国民党外交次长)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康生这么卑鄙,竟无耻到无中生有捏造人的汉奸罪名。”

  陈独秀十分气愤地说。

  罗汉也阴沉着脸:“他不仅陷害你,连我也陷害了。”1938年3月16日,逃难到汉口的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9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涵,为陈独秀抱不平。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如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9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和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写信给《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看了此评论,十分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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