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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这些现象反映了共产党方面总的来说愿意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作必要的让步,同时又保留他们在主义上和纲领上的基本内容,和他们的在自治条件下的存在。国民党口头唱得好听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象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又受到共产党的尊重。这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决不会放弃的。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骤、所作的每一变化,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检查、辩论、决定和结合的,而且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这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共产党政策的最重大变化是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对南京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答应给一切公民平等权利和选举权,不论他们阶级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响到红色经济的,自然是停止没收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还给地主,而是同意在共产党新控制的地区放弃这种做法。

  为了补偿由于这种让步而造成经费的短缺,蒋总司令同意——尽管不是正式地——把苏区视作“国防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按这种地位拔给经费。第一笔经费(五十万元)是在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久付给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货币有一部分用来收回苏区货币,还有一部分购买制成品给合作社(现在存货充沛)和购买必要的装备。这些钱没有一文浪费在薪水上。财政人民委员仍靠五元钱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经费的确切数字在本书写作时仍在谈判中——事实上,未来合作的具体工作协议也还在谈判中。

  六月间,蒋介石派私人座机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到中国夏都牯岭。周恩来在那里同蒋介石及其内阁作进一步谈判。讨论的问题有共产党要求参加定于十一月召开并通过“民主”宪法的国民大会。据报道,已经达成协议,“边区”可以作为一个地区派九名代表。

  但是,极有可能,这些代表不会称为“共产党人”的。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的“复婚”。它宁可把这关系看成是纳妾,她行为是否端正还有待证明,而且为了外交的缘故,这种关系在家庭圈子外面还是少谈为妙。但是即使这种偷偷摸摸的“结合”,也是令人震惊地公开反抗日本,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日本自己的(通过媒人广田)与南京体面地结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终于被拒。这也许是南京外交政策终于有了根本变化的最后的明确迹象。

  对于并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义时可能犯严重的判断错误。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世上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在经过了十年最激烈的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为看来似乎是,由于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插手,极其复杂的两方之争,再一次推迟了决战。

  因此要大略知道红色的天际上出现的前途,我们必须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所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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