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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一 兵变前奏

  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现在不仅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且还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职位。

  我在上文①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五、六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它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同南京当时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东北军对抗日的红军越来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①见本书第一篇《汉代青铜》。〕

  在我四个月的旅行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这种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将军领导反宁,他们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对南京政府的“亲日”不抵抗政策为基础的。在经过几星期在战争边缘上徘徊以后,终于达成妥协,但这个事件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内地有几个地方的愤怒群众打死了三、四个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道歉、赔款、新的政治让步。看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一场中日“事变”,继之以日本侵略。

  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峻的镇压措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南京间接地受到很大的群众压力,要它采取强硬态度。十月间日本反指使蒙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进犯绥远北部(内蒙),这样的压力就开始倍增。尽管群众普遍要求把这看作是“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发布动员令。南京一成不变的答复仍是: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马上作为“卖国贼”逮捕起来。

  全国情绪之激烈以西北为最。当时很少人认识到东北军的抗日情绪同停止剿共战争的决心有多么密切联系。对中国大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来说,西安固然是个遥远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闻记者去那里采访。近几个月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到过西安,对于那里即要发生的事件,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她在十月间到了西安,访问了少帅。韦尔斯女士确切地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万人,如今只剩十三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②

  〔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为《纽约太阳报》写。〕

  韦尔斯女士回顾她访问少帅的意义时说:

  事实上,从这个背景来看,这次谈话可能被认为是企图影响蒋介石积极领导抗战……包含着(在他的发言中)一种威胁:“只有抵抗外国侵略(即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最有意义的是,这位副总司令(仅次于蒋介石)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

  真是谋反的话!但是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十月间他派他的最精锐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红军,他到西安府,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第六次围剿的初步计划。西安和兰州已作好准备容纳一百多架轰炸机。成吨的炸弹已经运到。据报道还准备使用毒气。蒋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嘘说,他“在两星期内,至多一个月内即可消灭赤匪残部。③”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

  〔③见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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