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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


  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但是在西北实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实上,做礼拜自由是个基本的保证。所有外国教会的财产受到了保护,外逃传教士被请回去到他们的教民那里去工作。共产党保留了进行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认为“反对做礼拜的自由”同做礼拜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民主权利。

  共产党这种对教会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国人是一些比利时教士,他们是绥远的一些大地主。他们有一处的地产有二万亩,另一处有五千亩左右,在长城上的定边附近。红军占领定边以后,比利时人的产业一边同苏区相邻,一边是白军。红军没有想没收比利时人的地产,但是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保证保护教会财产,但教士们必须允许他们在这天主教大庄园里种田的佃户中间组织抗日团体。这个奇怪的协定还有一个规定是,比利时人为中国苏维埃政府拍一份电报给法国的勃鲁姆总理,祝贺人民阵线的胜利。

  在河连湾附近发生过一系列民团的袭击,距此很近的一个村庄在我到达前两天曾遭洗劫。一队民团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里,杀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几个红军战士睡觉的房子外面就纵起了火。红军战士逃出来时,由于烟熏睁不开眼,被民团开枪打死,抢去了枪支。然后这批人就参加了另外一帮四百人左右的民团,从北方下来进行袭击,烧村劫寨,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国民党将领高桂滋所武装的。二十八军派了一营人去搜索他们,我离河连湾那天,这些年青的战士刚追击成功归来。

  战斗是在河连湾不远几里路的地方发生的,白匪据说正在准备攻打河连湾。有些农民在山里发现了民团的巢穴,红军据此情报,兵分三路,中路与匪徒下面交锋。在红军左右两翼包抄合拢时,战斗就有了定局。民团死四十个左右,红军死十六名,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民团被全部缴了械,两个匪首被活捉。

  我们骑马回陕西时遇到了该营带着俘虏回来。各村都准备大事欢迎,农民们在道路两旁向凯旋的部队欢呼。农卫队举着红缨枪肃立致敬,少先队向他们唱红军歌曲,姑娘们和妇女们送来了点心,茶水,水果,热水——这是她们仅有的礼物,但是使疲惫的战士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们都很年轻,比前线正规军年轻得多,我觉得许多头缠带血绷带的人才只十四、五岁。我看见马上一个少年,处于半昏迷状态,两边都有一个战友扶着,他的头上也缠着绷带,正中间有一块圆形的血迹。

  这一队少年带的步枪几乎有他们身子一般高。在他们的行中间走着的是两个匪首。一个是满脸胡须的中年农民,我不知道,他被这些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战士带着,是不是感到难为情。但是他毫不畏惧的神态,确是使人感到惊异,我想他很可能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贫农,也许在打仗时自己也有什么信仰,遗憾的是他就要被枪毙了。我问傅锦魁时,他摇摇头。

  “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红军清除了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为这为我们回保安扫清了道路我们从甘肃边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虽然一路上见闻不少,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回去时没有带什么战利品,只有路上买的几只甜瓜和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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