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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过科举,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顺庆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六个月书,又在一个中学里读六个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个体育学校里读一年书,后来回到故乡仪陇县,在本县高等小学里教体操。一九〇九年,我到云南的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才离校。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一个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故事给我很大影响,这是织布匠和别的走村串寨的手艺工人讲给我听的。他们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革命的倾向,一九〇九年我进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六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上的叙府、泸州一带。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当时稍有声誉。不过我们遭受重大损失,在战争中半旅以上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地方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

  “到一才二〇年底,我回到云南府,打反动的唐继尧,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给我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称帝,蔡锷首先为保卫民国而独树反帜。

  “一九二一年从九月到十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另外一位同志也带领一连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拷打致死。我带领一连难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留一下,然后进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后来又到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们一起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四川军阀,红军后来当然打过他们。但在那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取我的首级,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寻找共产党,为自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刘湘所以要我为他效劳,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使人害怕。我用来对付反动派军队颇具成效的战术,是我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得来的机动游击战术。我跟部队的逃兵、流窜的匪帮作战,从这些艰苦经验中学习到的东西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的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不管大小,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要坚持要从一切角度对敌人的阵地有清楚的了解。我跟民众一般也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以为对指战员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有了这种了解,他们才能有坚决地为主义而战的士气。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搭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前途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在一九二〇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脱出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已经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

  “我在一九二二年离开四川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发生关系,只是决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么的联系。事实上,党刚在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于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我自己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对我的其他影响只有跟法国留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够找到的关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我都读了。在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卫民国和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战斗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象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的踪迹,因此我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笔孙炳文也跟我同去寻找共产党。然而在北京我运气也不好,仍找不到共产党员,我又回到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象一匹脱缰的马。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许多学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们的活动给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后,我碰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恳、坚毅、聪慧的领袖。他要我去打陈炯明,我没有答应。他又要我到美国去,但我却要到德国去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结果。我在九月间搭船赴欧,经过新加坡和马赛,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张从埃斐尔铁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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