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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至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体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〇〇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陂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为徐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

  “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

  “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十一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说我‘忘了生辰八字’,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十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的窑坯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他回忆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了戏。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阔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园子,结果就打了起来。后来我们厂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玷’赔礼道歉。厂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十元军响,得到的就只是“挨打”。这时国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当了排长。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学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乎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个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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