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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实际上这当然等于是说所有“外国”进口货必须付以“外”汇。但是由于进口制成品(够少的了)的价值大大超过苏区出口货的价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为走私货削价出售的),便总存在着支付极其不平衡的趋向。换句话说,破产。这如何克服?

  这没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两抵。这位令人感到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述。

  林祖涵是湖南一个教员的儿子,生于一八八二年,自幼学习经史,在常德府入师范,后留学东京。他在日本时遇见被清廷放逐的孙逸仙,就参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同盟会。孙逸仙把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合并组成国民党后,林祖涵就成了创始党员。他后来遇见陈独秀,受到后者很大影响,就在一九二二年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仍在孙逸仙手下工作,孙逸仙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林祖涵先后担任国民党司库和总务部长。孙逸仙逝世时他在身边。

  国民革命开始时,林祖涵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他在广州担任农民部长,北伐时任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政委,程潜后来任南京的参谋总长。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开始镇压共产党时,林祖涵反对他,逃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苏俄,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四年。他回国后乘“地下火车”,安全抵达江西,任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现在丧偶,自从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见过已经长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运同年轻的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这位五十五岁的长征老战士来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间,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他在炕边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税收来源。我了解,政府是简直不收税的;工业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

  林祖涵解释:“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的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

  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不断地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①,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三十二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来自没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的款项。其余的收入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

  〔①当时约有奥地利那么大。〕

  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订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帐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记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对一个象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例如西安或兰州);或者(三)红区同现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

  但是共产党并不同意我的悲观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几个月后果然找到了!这个“出路”以一种“实际合并”的形式出现。

  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个月——红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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