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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他指出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一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近一百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〇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一九三〇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〇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的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份--有时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省约一千多万。②

  〔②这是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没有提到甘肃和陕西两省军方主要的非法税收——多年以来一直是鸦片税。西安府给我的数字表明,冯玉祥将军控制这一带时,每年可从这一来源得到八千万元。从那时以后,此数无疑已大为减少,那是由于南京鸦片专卖的竞争,但仍每年有好几百万。〕

  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已堕落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博士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③”

  〔③在加拿大西北边境,上世纪末曾发现金矿。——译注〕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名胜征。

  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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