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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四 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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