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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⑤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

  〔⑤李白一首名诗之中的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绐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⑥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⑥同盟会是孙逸仙博士成立的秘密革命团体,为目前在南京当政的国民党的前身。当时大多数会员流亡在日本,对“帝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和康有为进行激烈的“笔战”。〕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一九三四年卷款潜逃。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⑦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⑦李立三后来实行有名的“李立三路线”,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西行漫记》下文将述及毛泽东谈到李立三与红军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⑧。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恬过——后来也投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恬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⑧新民学会。〕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杀害;萧子 暲,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

  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⑨,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⑨在天津,领导激进青年的组织是觉悟社。周恩来是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周恩来夫人);马骏,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处死;谌小岑,当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委书。〕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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