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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②。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②毛泽东在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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