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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一 童年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礼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 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我提请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象稍为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叫道。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浯,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ch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记下的笔记又重译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宁叫文其美。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①一担,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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