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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问:“怎样才能最好的武装人民、组织人民和训练人民来参加这样的战争?”

  答:“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和武装自己的权利。这种自由,蒋介石在过去是不肯给予他们的。但这种压制可并没有完全成功——譬如就红军的情形来说,就是如此。还有,北平、上海和其它各地虽有严重的镇压,但是学生却仍开始把自己组织起来,有了政治上的准备。但是学生和革命的反日群众还没有获得他们的自由,还不能动员起来,加以训练和武装。反过来,当人民大众获得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他们的力量就将千百倍的增强,全国人民的真正力量就将显示出来。

  红军经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获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也同样的从日本压迫者的手中,获得了行动自由,武装了他们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起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他们也一样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问:“在这次‘解放战争’中,你看应该主要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答:“战略应该是一种在一条很长的、流动的、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险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进攻和退却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坚垒的单纯阵地战。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依作战的地形来决定,而这就决定了运动战。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战略要冲,只要认为有利,战略要冲还是应该用阵地战来保卫的。但中心战略却比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依靠游击队战术。深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的和次要的。”

  (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这种战略一般来说似乎也颇得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赞成。南京由于有一支全部靠输入的空军,固然有了一支虽然开支浩大然而力量可观的对内进行镇压的力量,但大部分的专家,对于它在对外战争中的长期价值,却并不存在怎样的幻想。空军和中央军的这种机械化,有许多人甚至视为是化费不赀的玩具,认为在战争初期时肯定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和辅助性的防御作用,但在最初几个星期后,就不能维持主动的作用,因为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基本军事工业,足以维持和补充空军或现代战争中任何其他高度技术化的部队。

  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都似乎相信: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终必须依靠把大军分成机动部队,进行优势的运动战,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要有能力维持持久的防御,这样先在经济上,后在军事上慢慢拖垮日本。这至少就是他们的理论。)


  毛泽东继续说:“从地理方面来说,战场是这样的广大,因此我们有可能以最大的效率来进行运动战,这对像日本这样行动缓慢的战争机器有致命的效果,因为它为了对付后方的袭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如果在一条狭隘的战线上集中重兵、竭力防御一二处要镇,那就完全丢掉了我们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战术有利条件,而重蹈阿比希尼亚的覆辙。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应该注意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而应该逐步打击敌军有生力量的士气、斗志和军事效率。

  阿比希尼亚的错误,除了内部政治上的弱点以外,就是在于他们想保有一条纵深战线,使得法西斯便于轰炸,便于放毒气,便于将技术上较强的战争机器对不机动的集中兵力进行袭击,使得自己受到致命的有机伤害。

  除了中国正规军之外,我们还应在农民中创建、指导并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武装大量的游击队。东三省的这种类型的抗日义勇军的成绩,只不过是全国革命农民中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在抵抗力量的极小表现。只要有适当的领导和组织,这种队伍可以弄得日本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疲于奔命,愁得要死。

  必须记住,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打的。这就是说日本人受到敌视他们的中国人民的完全包围。日本人的全部给养不得不靠从外面运进来,并且还要加以保护,在各交通线都要重兵驻守,同时在东三省和日本的基地也必须重兵驻守。

  战争的进行中使中国有可能夺获许多日本的俘虏、武器、弹药、战争机器,等等。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可以跟日本军队作阵地战,利用堡垒和深壕了,因为随着战争的进展,抗日军队的技术装备一定会大大的改善,而且还有与外国的重大援助而加强起来。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到前线来。

  这一切以及其他的因素,是决定战争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对日本的堡垒和战略根据地作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将日本占领军赶出中国。

  我们将欢迎并优待被我们俘获的和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不会杀他们。我们将对兄弟一般的对待他们。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不矛盾的。”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纪录的时候,它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娥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支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我突然想起第二天早上八点有一个约会要参观红军大学——要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情绪的“诚意”,这个地方大概是最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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