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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是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得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就拿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中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他们一下。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还有呢?”“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那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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