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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四 红军旅伴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①,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大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

  〔①一华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②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③一样触目,随着日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颠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②1882—1941年,著名爱尔兰小说家。〕
  〔③1881—1973年,著名西班牙画家。〕

  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十七,实际看上去像十四岁。他作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十六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四亩田(不到一英亩),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并不难过,反而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约十九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

  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

  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二十四岁。他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牺牲。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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