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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是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最后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一年监牢。

  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汇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和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他是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堤,同工人阶级素无接触),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共产党在三个月之内组织了六十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

  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二千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了三百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六十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五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①,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

  〔①外国租界当然没有遭到攻打,国民党只占领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部分。〕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现为南京监禁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儿子)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

  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

  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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