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纪实·历史纪录 > 红星照耀中国 >  上一页    下一页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象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④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饥饿的剿共军队。

  〔④延安后来为红军所占领,现在(一九三七年)是红区临时首都。〕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一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象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来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尽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现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Hai p'a 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 Hai p'a 等于官话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呢,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了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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