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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象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公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象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末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末,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③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经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③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译注〕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么?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用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G·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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