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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那一天,太明的母亲阿茶,因为什么事大声嚷嚷着从后山跑下来。后山有胡家的墓地,一团工人就在那里挖掘,所以阿茶吃惊的跑下来。她看到那现场时,由于那里是祖先的墓地,为顾全起见,极力阻止,但一个自称监督的强硬汉走来:“啰嗦!”并打了阿茶一巴掌,阿茶仍然扺抗着,但对方听不懂台湾话,又连连打了她几巴掌,阿茶因此哭嚷着从后山跑下来。

  那时候,甘蔗栽培已发展到太明的村子,那工事是为了甘蔗栽培所需要的架设台车的轨道施工。

  太明听了母亲所说的事情,勃然变色地跑到现场去。但是对手的汉子态度十分高压,对太明的抗议鼻子里哼着冷笑:“我是柔道四段,你若走近来受伤我可不管,谁的土地我不管,你有理到公司去讲,公司里有三个法律顾问。”

  接着他又说:“我叫北野,你记住我的名字。”很嚣张。

  太明痛恨暴力。对方既然要用暴力,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因此他忍气吞声知难而退。这天晚上,那叫北野汉子的可憎面目浮现在眼前,使他难以成眠。

  到了第二天,太明还是因为这件事而满肚子不舒服。母亲阿茶说:“啊啊!无妄之灾啦!”

  她为了解厄消灾,吃素面和鸡蛋,她的样子是看开了。但太明年轻,又接受过新时代的教育,无法把它当作一场灾难而忘了。但是,若循法律途径抗争,由以前的种种情形来看,不论理由如何,台湾人从未胜诉过。那是从头便绝对胜不了的一场官司。而且,这次倘若受伤了,还有话说,仅是挨了一巴掌理由薄弱。若是以私有地被擅自挖掘这一点来做为问题,对方既然有其法律专家,自然会巧妙地找出遁辞。

  这事情太明越想越觉得胸口好像胀裂似的难受。虽然母亲没有受伤,但太明的心却像受了深深的,难愈的创伤。

  “陶渊明也无力治愈这个创伤!”

  太明抛下书本,大声这样说。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他想到,他从小便喜欢常常这样设问,而自问的问题,从未在心里得到答案,于是不觉就忘掉了。但那并非忘掉了。而不过是沉于记忆之底罢了。每当他的心受到新的创伤时,便连沉淀的旧记忆,也跟着新的愤怒一起被挑动起来。于是他梦想着,能使自己从这苦闷之境脱身出来的,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在他的心里,梦想着有一天要到隔海的父祖之地的大陆。

  这样的日子中,秋云的婚期快到了,家里忙着为她准备嫁妆,虽然近年来有心人主张结婚典礼简朴化,他还是依照旧习俗听年长者的意见。在许多的嫁妆中,妹妹所喜欢的近代式衣橱和三面镜梳妆台等格外显目。

  终于到了结婚当天,那蜿蜒长长的嫁妆行列的排场,仍然足以让人想到名门世家的情形,亲戚、朋友、村里的热心人士都来道喜。

  徐新伯保正身上穿着新做的礼服,胸前佩着绅章。他是主宾,坐在正厅的上座,主要的宾客都坐在正厅之席。鸦片桶代表胡家担任招待,太明亲自向客人敬酒,酒酣时候,徐新伯不客气的照例大声发表社会评论:“不识时势出头的家伙是傻瓜,什么社交啦、关说啦,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从前也一样。只是说法有异,总之,不过是把有关于金钱的事说得好听罢了。从前则话说得露骨,所谓有钱有理,钱能左右正义,如今则是律师,或关说,其实还是钱在发挥作用。我在十几年前就知道这种事。公学校的训导价值二千元。”

  他稍停顿一下,得意的环视大家,于是用五根手指拨摸颚须说:“留学生无价值,这批评,是当时我进步的看法,大家不懂还一直说我的头脑古板。怎么样?如今不懂的人还是不懂。上次胡先生的夫人被打。抛出二千元看看,那效果比十个留学生的智慧大多了。要关说将一个工头炒鱿鱼,别说要二千元关说费,五百元就足够了。若是我三百元就可让他被炒鱿鱼。”

  他趁着酒势放言高论,因为他是保正大家都默默的听着,但内心都不服。只有鸦片桶陪着笑脸。徐新伯又乘势说:“太明君知道守本分,所以是了不起的,像我一个亲戚,法政大学毕业后出任名誉乡长,每个月只有三、四十元车马费,但月月的交际费、活动费等的开销,使他的父母叫苦连天,终于只当了一任期就差一点破产了。而辞了乡长职,委任官又当不成,当雇员可笑没面子不能做。结果当名誉乡长也不过是‘赐金碗’(虚有其表)罢了。还有比这种情形更傻的呢,那就是一些搞思想运动的人,一时那么风光的到各地演讲,现在几乎都身系囹圄的呻吟着。曾经来庙口演讲的姓詹和姓蓝的都被关在牢里了。我夙有先见之间明,让子弟受教育,我认为受六年公学校教育就很够了…。”

  徐新伯像教训大家似的长篇大论终于完毕。酒过数巡,大家乘兴愉快地闹着,但向来这种场合总要说一言的鸦片桶,近年来遇到手头的不景气说话少了。阿三和阿四对徐新伯的话随声附和,助酒兴,但因为沦落到打零工,已不再在绅士之间饶舌。太明听了徐新伯这番话,忍着窝囊气,尽主人的礼貌招待他。

  秋云出嫁的喜事办完,家里便只有太明和母亲两人。母亲虽然希望太明早日成亲,但因为本人无意也不勉强硬劝他。母亲为了排遣无聊,有时便到太明妹妹家。妹婿是开业的医师,处事得体的好人。有时妹妹回娘家他总是陪着来。太明原觉得医生就像卖蒸馏水,如剥削钱财的税务官一样,对这两种人没有好感,但他和妹婿谈笑之中,这种观念被修正了。妹婿曾这样说:“我的对象是疾病,而不是金钱。我希望一生救助十万个人,但不想赚十万元。然而若救了十万人便可得十万元。”

  他说着笑了。他的说法令人觉得相当滑头,却不令人觉得是一个普通的俗医。

  妹妹的结婚告一个段落,太明安心了,又闭入自己一个人的思考中。如今他对于祖父私淑陶渊明,醉心老庄的境涯感到羡慕。若是能够他希望春、夏、秋、冬都过去了,一下子成为老人。否则年轻的肉体里燃烧着希望和理想,使他对于现在的失业感到如深刻的刑罚似的。他为了要理清这种心情,以求得一处安住之地,那么他应往何处去呢?而老子的幽玄哲理、孔子的教诲都没有指示他一条路。他只有在荆棘的路上挣扎着独自寂寞地行走着。正月又到了。屋后的橘子结实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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