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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一九四七年是石湖支队相当困难的一年,也是于而龙和芦花生死离别的一年。好容易打下的地盘,差不多重新落入敌人手里,日子很不好过,他们又过起流动转移打游击的战斗生活。已经派几起人去接郑老夫子,要他离开石湖,到老根据地去,或者到他认为可以藏身的地方去。但固执的近乎迂腐的老先生,拒绝了同志们的好意。最后,支队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他接到游击队里来,多派几个人照顾就是了。因为他和民主政府一直合作到今天,是很遭国民党嫉恨的,尤其是卷土重来的王经宇,肯定不会轻饶。于而龙亲自来到闸口劝说动员,由于部队撤出湖西,这一带越来越紧张了。

  他执拗地晃头不同意:“无非一死,何足惧哉!”

  “毫无必要的牺牲嘛,你老人家还可以为革命做许多事。”

  “我不能给你们出力,反而添累赘,二龙,你别讲了,我是宁死也不从的。快走吧,敌人说来就来,太危险——”果然,教堂响起枪声,还乡团进了镇,他们占领着制高点,控制住钟楼,居高临下地射击着,吆喝着。

  “出来,共产党,今天你跑不脱啦!”

  “不投降国军,老子们就毙了你!”

  跟于而龙一块来的通信员长生,正在船上等着,这时,被还乡团的火力隔断,也无法接应支队长了。

  郑老夫子说:“你只手难敌双拳,何况他们人多,如今只有一个法子,好在天黑,你穿上我的大褂,我换上你的短打,他们不是叫出来吗!咱们一块往教堂走,到了钟楼下,你就贴墙根穿小巷出镇——”

  “你怎么办?老夫子!”

  他沉稳地笑着:“二龙,我已是垂暮入土之人啦,快走吧,该来不及了!”

  “你老人家——”

  “大丈夫要当机立断,不能以小失大,我在世上还能活几天?你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把他的长衫递给于而龙:“快,快换上,迟则生变!”老人严峻的目光,深含着剀切的情意,于而龙激动地抓住了他的手,怎么也不肯接那件衣服,老人激动地催促着:“二龙,你应该深明大义,好心肠有时倒会坏事,快点,就听我这多活几十岁,算是一个长辈的话吧!”

  “滚出来!老子摔手榴弹了!”还乡团在钟楼上嚷着。

  于而龙拉着郑老夫子,推开大门,走了出来,老人关照他:“走得慢些,天色还有点亮,别让他们看出马脚来。”

  “把手举起来!”钟楼上命令着。

  他们俩并肩往教堂走过去,那只是不多的几步路,因为房子几乎紧挨着教堂,郑老夫子就在那十几米长的小巷里,向于而龙倾诉了一位知识分子最后的话:“二龙,自打跟你们在一块共事,是我这一辈子最痛快的几年,就是闭眼,也不枉此一生了。现在,你该快步走过去了,贴着墙根,他们看不见的。放心吧,二龙,士为知己者死,我不会辱没我自己,也不会辜负共产党的!”他不容于而龙犹豫,竟放下手推了一把:“快走,多保重吧,孩子……”

  老夫子当夜落入了王经宇手中,石湖支队还来不及采取措施营救,第二天,就传来了他和其他五个基本群众一块被屠杀了的消息。

  曾经预言老秀才最终必将离开石湖的王纬宇,听到老人壮烈牺牲的详细情况以后,装哑了,再也不做声。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早在两年前,还是赵亮头悬西门的时候,王纬宇就结结实实挨过一记响亮的耳光。

  其实老夫子并无意给他这个教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虽是临死时才说出来,但肯定是早产生这个想法了,所以对王纬宇不怎么亲热,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老先生为赵亮的不幸惨死,找政府来了,老泪纵横地对大家说:“烈士的头颅还在城门上挂着,不能收殓,不能掩埋,我们活着的人,怎么能心安哪?想办法,各位,别坐在这里发愣啦!”

  大伙儿拿不出个准主意。

  老夫子急了:“你们还指望着唇枪舌剑,说得鬼子汉奸发善心吗?”

  在场的王纬宇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因为责成他和他哥谈判营救的,便反驳着老人:“事情不像你老夫子想得那么容易,你以为是摇笔杆做祭文,坐在那里胡诌几句就行了?”

  但是老夫子悼念赵亮的祭文,使许多战士、乡亲,尤其是老一点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他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大家能听懂的半文不白的语言写的,连鲁迅说过的,“革命岂有被人头挂退”的名言都引用了。他说:“这也是我为赵亮政委,能尽到最大力量的一点心意了。”

  王纬宇火了:“听这口气,赵亮同志的牺牲,是我的责任,或者说,是我蓄意谋害他的了。”

  “你这个人——”于而龙止住他。

  老秀才讲:“我并非那个意思,你也不用朝那些地方想,反正,我早先是寄希望于你和令兄的谈判上。如今,人头还在挂着,大家还等着靠嘴巴去打仗吗?我不晓得你们手里的枪,是做什么用的。哀兵必胜,这是古人早讲过的。”

  终于组织了一次突袭,于而龙正面带着部队去夺西门,芦花领人混进县城,负责策应和牵制,才把政委的头颅从城门上抢到手。回来的路上,与沿途警戒的王纬宇碰上头,三支人马一块到了三王庄。船一靠码头,最先看见的,是那位穿得周周正正,虔诚守候着的老先生。哦!大家都明白,只有在最隆重庄严的时刻,老夫子才这样一丝不苟地穿戴的。

  王纬宇轻轻哼了一声:“又该献出那篇祭文,他的最大心意了。”

  于而龙瞪了他一眼:“不要那样看人。”

  他撇撇嘴:“说说空话再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王纬宇绝对料想不到,亲手接过赵亮遗骸的老秀才,领着人们朝岸上走去,来到三王庄湖滨大街,一口黑漆光亮,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棺材,停放在街心,鲜明地映入了人们的眼里。

  王纬宇吃一惊地陡然站住,正是郑老夫子的心爱之物,不知油漆了多少遍的寿材啊!“不可能!”他心里想:“绝不可能,他哪会舍得?”王纬宇不相信,然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看得真真切切,是那口费了二十年心血,甚至早死的王敬堂都羡慕的柏木十三元棺材,他的脸刷的全白了。即使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一巴掌,也比这种无言的惩罚要轻松些,因为并不是个别人听过他的议论:“要不是那口寿材,用绳子也拴他不住,早到南京或者重庆去了。”

  这时候,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老人家打开棺材盖,把这位播火者仅有的遗骸,放进去;同时,还把赵亮总裹在薄薄行李卷里的一双布鞋,那是他妻子在红军离开江西苏区时做好给他的,一直没舍得穿,如今,也放在棺材里和他永远在一起了。

  也许他妻子在给他这双鞋时,盼望着他能穿着这双鞋回去,也许还在油灯下等待,也许能在梦中相见,但是她的丈夫,从此一步不离地留在石湖了。

  “老人家,你——”芦花望着这位令人钦敬的老夫子。

  老先生懂得她的意思,他说:“应该的,他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人,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合拢了棺盖,他后退一步,向终于回到同志们和乡亲们中间的一位红军战士,深深地鞠了个躬。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纬宇在谈论另外一位老夫子的时候,口气就相当缓和,不再讲得那么绝对,而且尽可能不流露辛辣的嘲弄。于而龙明白,并不是怕抬出棺材来而弄到下不了台,也不是他对飞广州去的廖思源产生什么好感,很清楚,是由于天气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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