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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江海笑了:“不,你说错了,医生同志,恶鬼原来也披着人皮站在我们队伍里,只不过有更强大的敌人在面前立着,同舟共济的心理,使得他们规矩些,老实些,收敛些罢了。”

  周浩摆了摆手:“不完全是这样,同志们。若萍那时候和现在的莲莲一样,天真烂漫。说句不中听的话,还不太懂事。江海,你应该有所体会,尽管在那狂风恶浪,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也是同舟并不共济,你以为那些人就不搞些手脚啊?照搞不误。只不过由于你忙着和敌人拼命,而顾不过来罢了!同志们,手脚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拿枪拿刀,有时候就是别的花头了!”说着,他把蛋糕推到席中,举起刀叉:“请吧,不必客气,领情就是,现实生活并不总像奶油蛋糕这样甜蜜的。”他一刀从“生日快乐”四个字划过去。

  劳辛倒了一盅酒端到他跟前:“请吧,‘将军’!”

  “怎么回事?”

  “你谈到了现实生活,该罚酒!”

  “哈哈,让你钻了空子!”

  路大姐笑着说:“怪不道莲丫头这些年来总挨罚,也许是总爱画现实生活的原故吧!——好啦好啦,若萍,你快讲下去吧,芦花该怎么办呢?”

  谢若萍接着往下讲:“……正在为难的时候,一艘小篷船轻巧巧地来到我们驻地。我记不得那船家姓什么了,反正他顶着一个皇军情报员的身分,为我们往返联络,传递消息。我们以为他给搞来了粮食,因为那年旱得厉害,颗粒无收,游击队的肚子问题成了难关,所以老江的白薯干才身价百倍,要我们拿军火去换。谁知那船家笑嘻嘻地说:‘一个送上门的俘虏,我给你们运来了。’

  “那时,老百姓的心向着我们,也指望着我们,而我们总跟人民群众心贴着心,所以关系融洽极了。

  “他回头向舱里招呼:‘上岸吧,到地方啦!我也不知该称呼你是太太,还是小姐?’

  “从船舱里钻出来一位烫着头发,城里打扮的妇女,一见是荒乡僻野的孤村,便问:‘你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来啦?’

  “‘我把你请到石湖支队做客来了。’

  “那个妇女一听‘石湖支队’四个字,腿一软,赖在了舱板上。我们把她请上岸,她哭天抹泪地说她去石湖县城看表兄的,哀求我们放了她。

  “‘哼,别充好人——’说着那个船家把几张‘储备票’掷还给她:‘还你的船钱,我是看着你从国民党的党部进去,又换了这身打扮出来的,好好地跟同志们讲讲清楚吧,我要图钱,还不揽你载呢!’说罢扬长而去,等芦花赶来,船已经划远了。

  “芦花在湖东有许多基本群众,关系密切得犹如亲戚一样,就拿这位船家讲,就经常来看望芦花,有时还特地给她送点吃食东西来,亲切极了。大旱之年,细米白面可是珍贵之物,奇怪得我朝肖奎打听:‘这个人怕是指导员的娘家哥吧?’

  “‘不是,根本不沾亲带故。’

  “‘那么,怎么这样热呼呼的?’

  “‘都这样的吗!’

  “‘谁们?’

  “‘老百姓哪!指导员不论到哪儿,就把心贴在他们身上。

  哦,想起来了,好像听说过,有一回,指导员搭过他的船,救过他老婆的命——’

  “‘哦!难怪呢!原来如此。’

  “的确,那时我们全靠群众活着,所以心里也就比较地要有群众些,倘若失去群众支持,搞些不得人心的事,更甭说伤天害理的倒行逆施了。敌人一围村子,把你裹在乡亲们中间,只消一个眼色,一点示意,你就完啦!”

  于而龙被他老伴这种“初一过了初二,十五就是月半”的真知灼见逗笑了:“好啦好啦,今天不是做礼拜,你还是不用忏悔吧!”

  “现在开始忏悔也不晚!二龙——”劳辛喝下一盅酒:“我先罚了再说,你认为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还那样完好?”

  谢若萍显然不愿他们争论这类令人痛心的题目,便截住诗人的话说:“那位落在我们手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还算是明白人,以后还帮过我们几次忙。当时和盘托出了她的使命:她是派来和投降的王经宇取得联系的,只求马上把她放回。

  “芦花说:‘忙什么?呆两天,玩玩看看,说不定会跟我们一块抗日呢?’然后她关照炊事员给这位‘客人’安排饭吃,还叮嘱要弄得好一点,把伤员舍不得吃的粮食,都给她吃了。

  “我跑去找指导员抗议,因为我是医护人员。

  “她听完了我的话,心又不放在上面,倒是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盯得我浑身发毛。怎么啦?我说错了,不该维护伤员的利益?要不,我做错了,搜查了那个妇女?可是那封给王经宇的密信,就是这样弄到手的,要不,她才不肯承认呢!“谁知那一会儿芦花的脑袋里,已经琢磨出一个主意:一大堆集中起来的军火,已经成了一块心病,必须赶快运走。所以她突然问我:‘小谢,给你个特殊任务!’

  “‘干吗?’

  “她眼睛亮晶晶的,几天来的愁云一扫而空,兴奋地对我讲:‘你敢不敢冒充一下那个女特工?’

  “我吓了一跳:‘做什么?’

  “‘朝王经宇借路,走!’她拉住我,要跟大伙儿合计合计去,人们一听乐坏了,笑得前仰后合。可谁也不考虑我是否胜任,是否胆怯,好像那是不该存在的东西。但我确确实实害怕,因为和敌人这样近交手,有点怵头。于是我强调,我没有她那烫的飞机头,而且也学不来那种交际花的样子,因为石湖是个小县分,我哪里见过世面。然而在大家眼里,还能算个问题吗?生命都可以抛掉,一点困难还不能克服?芦花鼓励我:‘你肯定能办到的,王经宇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要给他一点真货看看。’

  “‘头发怎么办?’

  “也许一顿饭吃得高兴了,而且看到我们并无加害于她的意思,那个女特工人员和我换了穿戴以后,对于头发问题,她倒帮着献计献策说:‘容易得很,找根火筷子,烧红了,给你烫两个小发卷,用头巾一裹,能混过去。再说,他只见过我一面,还是在麻将牌桌上,不会记那么清楚的。’

  “哦!天哪,受的那份罪就别提了,那不是烫发,是燎毛。那个妇女,我敢担保她不是折磨我,然而,头皮被她烫破好几处,别看是柴火烧热的铁筷子,烫起人来照样要命,差点晕倒过去。肖奎看得不忍心了,啪地掏出手枪,顶住她的后心,威胁着:‘烫坏人,小心老子毙了你!’

  “但肖奎的好心,造成我更多的痛苦,那个女特工人员手一个劲地抖,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给烧焦。当时,我从心里诅咒那荒谬的决定,一项错误的决策,得多少人为之付出代价呀!

  “我们进城了,芦花和我一路,虽然有她在,而且也已经演习过了,但心里仍是敲鼓,惴惴不安,比第一次参加战斗还要多一层恐惧。在火线上,除肉搏刺刀见红外,敌人只是一定距离以外的一个靶子,至少能有点回旋余地,可是在那样混乱嘈杂的望海楼里,面对着面,天哪,该不会出丑吧?

  “‘哟,小谢,你的手怎么像块冰似的?’

  “‘那位小姐的旗袍、短大衣太单薄了。’我当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胆怯和紧张。

  “‘用不着害怕,小谢,到这种时刻,只有鼓起胆子往前冲,枪子专找胆小鬼,向后退可不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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