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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哦,他真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

  但是,在芦花牺牲以后,他告别石湖的时候,王纬宇已经像患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真的,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

  “再见吧!好好干吧!纬宇同志,你虽说是个新党员,可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啦!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

  他脑袋垂得很低,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看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或者他的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那时候,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望着他;虽说,彼此之间有过隔膜,有过挂碍,甚至还有过不愉快。但于而龙是个直性汉子,事情过去了,也就烟消云散。这一会儿,倒真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

  然而,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接受批斗,棍棒交加、触及灵魂的时候,王纬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于而龙再不是石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着实地“恭喜”了一番。

  “祝贺你终于瓜代,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虽说是民办的业余监牢,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所以他没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以免“玷污”了他。

  “得啦老兄……”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但又不愿同他顶嘴,一个心情舒畅,乾运亨通的红人,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朋友,所发出来的牢骚的。

  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密斯特廖,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正襟危坐,缄默不语。

  王纬宇扑哧笑出声来,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宁可自讨苦吃,也决不让步。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他也决不肯干。这种可笑的愚直,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二龙,顺时应势,是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要早听我的劝告的话——”

  “三千年为一劫,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于而龙早就敬谢不敏了。

  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小将”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一垄肥水充足,赶上节气,麦苗长得茁壮,齐刷刷的一片;另一垄小苗才钻出土,连地皮都没遮住,不过,终于还是长了起来,屈辱既不能使头发降服,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廖总,你说是不是?需要刚的时候就硬,需要柔的时候就软,或者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而他,一条道走到黑,怪谁?”

  廖思源保持中立,阖着眼,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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