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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心地和善的老林哥马上过去给王惠平解脱窘境,拉走爱管闲事,言语赛过快刀利剪的老婆:“算啦算啦!倒好像你吃过海参席似的,我问问你,海参啥样子?”

  “你知道?”老林嫂反唇相讥。

  “我当然知道,海参和花生一样,是在海里长的花生。”老林哥很自负地说。然后,悄悄地往那三个兜的学生装口袋里,塞进两块米饭锅巴。那时,这只是重伤员才能偶尔享受的优厚待遇,大概越是艰难困苦,人们的同情心也越强。

  于而龙想起王惠平,当年围着老林哥转,甚至在战斗中,也寸步不离,都成了笑柄。现在,侃侃而谈的语言、坦然自若的神态、不亢不卑的气派,使旧日的支队长觉得,此人胸有城府,已经过分成熟了。难怪如他所说,十年来是在领导岗位上“赖着”——一个用得多么古怪的字眼,“赖着”,可也得有点子本领啊!别人有上有下,有起有落,而他只不过是有时分工多些,有时分工少些。现在大概管工交,他说:“我真希望步支队长的后尘,具体抓一两个工厂,搞些实际工作……”

  于而龙挺有耐心地听着,数十年的领导生涯,使他练就出一种本领,一面环视着堂屋里的陈设,一面盘算着副书记,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战斗,到底要亮出一张什么底牌?

  担当多年领导职务,日久天长,形成一种习惯,只要对方一张嘴,必须立刻判明来者的意图,而且马上准备好答案。

  但是于而龙这一回失灵了,像他那纬宇叔一样,不可捉摸的因素太多了,因此在心里叹息:或许是老了;或许是久不在台上,此道生疏了,于是偏过脸盯看着东壁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不再思索那副书记费解的问题。大概昨晚来到,屋里灯光暗淡,不暇细看。现在,他才发现原来是于莲的作品,很可能是那年回石湖时画好留下的。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是那位抚养过她的干妈,正吃力地拎着一桶水,从湖岸走回来。因为是逆光,那脸部表情现出沉重艰难的模样,但背景是异常明亮的,碧绿的垂柳,和从柳枝缝隙里露出的烟波水光,非常耀眼。他女儿可能受了西班牙画家戈雅和俄罗斯圣像画的影响,色彩浓艳,对比度显得那样强烈。在满屋土色土香的家具和农具中间,这幅油画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他望了望端坐着的一家之主,又比比画中十多年以前的她,老了,确确实实老了。

  她对县太爷的叨叨,根本没往耳朵里去,或许,人的本能,对弹得过多的老调子,耳神经有种抗拒的自卫力量,所以显出一副漠不关心、置若罔闻的样子。

  王惠平话锋一转:“这十年,我们一直为你担心,还记得老嫂子去找过我几趟呢!闹了好几场,说我们应该站出来讲话。那是自然,到要让讲话的时候,我是决不会缩着脖子的。老嫂子该还记得吧?我说过的吧?算不得什么预言了,支队长是决不能趴下的。怎么样?应验了吧!!老嫂子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何尝不急,可那时,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甭提那些了。”他把酒盅递给于而龙,碰了一下:“为你的健康,干杯!支队长,别人不了解你,我们跟你在石湖滚爬过多年的同志,还摸不透?你可不是泥捏纸糊的,像黑斑鸠岛那样的难关都闯了过来,什么样的风浪,你顶不住?我们是又不放心又放心啊!”

  于而龙一听到黑斑鸠岛,那阴森的情景立刻在眼前展现出来,顿时,本来明亮的堂屋暗了许多。也许一块浮云正好遮住太阳,天窗刹那间黑了。

  “……怎么能不讲呢?老嫂子还嫌我讲得不够,天哪,我就差大喊大叫,事关我们石湖支队,事关我们县的革命斗争历史,我怎么能不去保卫我们的光荣。老嫂子怕直到今天,还对我有怨言吧?”

  水生赶快替他母亲回答:“没,没。”

  “是的,斗争得讲究策略,大喊大叫要看时机。”

  于而龙注意老林嫂对王惠平的这番表白,竟没有一点表情,似乎在端详一个陌生的人,讲着和自己无关的事情那样呆着。他直到现在才听说,她竟然为了他,去找过县委,要他站出来讲话,这种关心比那罐糟鳗鲡更使他激动,他和老林嫂无亲无故,只是多年的革命情谊罢了,而她还去县衙门闹过几场。“老嫂子……”他望着油画上那副吃力拎水的样子,想着:是的,她揽下了多么沉重的担子,可是话说回来,我又为你做了些什么呢?

  “……从石湖县看,掰着指头数,老同志剩下有限的几位,要论资排辈的话,开辟工作到打下江山,恐怕就数支队长和——”

  于而龙深感自己不配开拓者的荣誉,马上纠正:“要说早,还是牺牲在县城西门的赵亮政委,他是党最早从南方根据地派来的。也是最早成立的县委负责人。那时石湖、滨海两县通共十几个党员,应该说都是他播下的革命火种。”

  “那是自然,我的意思是本乡本土,最早起来闹革命的,也就是支队长,还有纬宇叔,是硕果仅存的了。支队长是揭竿而起,纬宇叔从北平带回‘一二九’运动的影响……”

  对于王惠平似是而非,驴唇不对马嘴的议论,才知道篡改历史已成为一些人的癖病,使他觉得可笑而又愤慨;幸而如今他落魄了,已经锻炼得心平气和,不那么爱生波澜。早个十年,他真会拍案而起,使伪造历史者下不了台。但尽管如此涵养,那种使得他嫉妒和愤激的情绪,又像三十年前,把他紧紧控制了。他弄不懂,同时又禁不住奇怪、诧异为什么当时支队里有些年轻人,很快被王纬宇征服,像行星似的围绕着他转?石湖湖滨就有一种红的或者黑的蜻蜓,在湖岸边上飞翔,逗引着顽童去捕捉它,而不小心失足跌进湖荡里溺死;于而龙认为王纬宇该是鬼蜻蜓之类的法师。记得眼前坐着的县太爷,来支队没过几天,就再也不提是芦花动员他来抗日,是芦花护送他过的封锁线;而跟王纬宇联了宗,排了个转折亲,东拐西拐,认了一个叔,亲亲热热地一直叫到了今天。

  岂止在石湖支队,王纬宇来厂以后,他也照样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最明显的,就是那一口一声“王老”的高歌了。

  啊!高歌,就是那颗突然在地平线上亮起,而且是一颗上升的闪亮明星;就是被王纬宇捧为革命小将的,红得发紫的人物;就是最早围着“王老”转的一颗小行星,蓦地里,像天马座那颗超新星爆裂似的,甚至王纬宇这颗恒星也可以沾上一点光了。

  他还记得十几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一个忸怩的中学生,是怎样尴尬地闪在他父亲的身后,垂着眼皮,出现在他面前。那时,高歌显然被厂长办公室的声势和气派,以及进来出去请示报告的人员,那种规矩小心的态度给震慑住了。

  高师傅是给于而龙开了多年小车的老司机,在办理完退休手续以后,照例,也是厂矿企业里一种传统,送他儿子进厂工作,接他的班,当世袭工人。

  “厂长(其实于而龙早就是党委书记兼厂长了)!我把我那小子领来了,让你瞅瞅。”

  “好啊!让我来过过目,是不是一匹好马驹?”于而龙离开了那至少有三平方米大的写字台——他弄不懂“专家”别尔乌津要这大写字台干什么?为他,厂里至今还有一间谁也打不来的弹子房,唉,黔之驴啊!——绕着走来向他们父子俩开玩笑地打招呼:

  “挺不错的小伙子吗!怎么,会打篮球吗?”

  高歌摇摇头。

  “他就喜欢吹拉弹唱,没个正经出息。”

  “好啊!厂里有个文艺宣传队,正缺人。这么说,你会唱两嗓子了。”

  “是的是的,嫌原来名字俗气,自己跑到派出所改了,叫什么高歌。嘿,难听死了,一点都不顺口。”

  “很不错嘛,高歌猛进。”

  高歌不那么胆怯了,传闻中十分威严厉害的于而龙,连王爷坟石人石马都躲着他的厂长,倒并不那么可怕。相反,态度和蔼,言谈亲切,因此不再拘束和紧张,而是感到他父亲未免太过于谦恭地恳求,大有损于年轻人的体面和自尊。高师傅嗫嚅地说:“厂长,看我多年的面,把他收留下来吧,学什么手艺都可以,有碗饭吃就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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