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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章士钊的“老虎”在东京出现的那年春,三月,我投考大塚的高等师范学校,但结果仍是失败了。只拿一二本普通科表解来暗记,而不彻底地进学校补习科学,欲考上日本的官立学校,那比中彩票还要艰难。我也是因为有早稻田、明治等私立学校可进,对于科学的准备,便麻胡(马虎)了。这是在我的求学史上最大的失败,也是最大的羞耻!

  春假又过了。我以同文书院毕业的资格,欲进早稻田的预科。因为我决意进五年的大学部(二年为预科),不再想进三年的专门部了。这是由于友人的责难,说我年纪轻轻,便贪图简便,太堕落了。但是经理处回信来说,早稻田的招生期已经截止了。我只好到“明治”去报名。“明治”对中国学生更麻胡(马虎),五元的钞票交了去,便换得了一张听讲证,只填了一张姓名籍贯表,便算手续完了。这时候,我住在代代木,距“明治大学”太远了。不得已,再搬出神田来住。

  明治大学的预科生有千人以上吧。在一间大礼堂里上课。坐在后面听不见教授在说些什么,只看见他在黑板上写一二个英国字,而双唇则不住地在伸缩张动。我想,像这样,那里像是上课,只是看“无言剧”吧了。有教本的如英文等科目还可以自修。要笔记的科目,那真要我的老命了。上了一星期的课,又灰心了。

  “丢了五块算了。还是再进预备学校补习,准备考官立学校吧。在私立大学上课,是摸不出一点头绪来的。”

  我正在发誓,痛改前非,往后要努力考官立学校。但已经迟了!革除官费的恶耗已经传到东京来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像要下雨,天色阴昙。住在经理处的友人钟君,穿着日本服,走来了。一看见我们,便低声地说:

  “公事到了哟!”

  “什么公事?”

  蔡君,他因第二次革命失败,又回来东京了,反问钟君。

  “你们的官费都停止了。只发七十元的川资返国。”

  最后,钟君还说,龙济光政府,因为是发现了那些有功民国的学生一面领官费,又一面回香港去捣他们的乱,所以决意革除前年所派的留学生的官费了。有些人是归咎经理员,谓他不该不为学生力争。蔡君表示满不在乎。他说,他可以自费,或回国去升进陆军中学。然而,我当取什么态度呢?

  这个消息不单对我目前的生活加以极大的打击。对于今后求学的前途,也给了一个致命伤,我当时的情状,只能以欲哭无泪来形容了。

  “暑期有几家官费学校可考,你等到考了那些官费学校再定行止吧。”

  有朋友这样来劝我。我虽然想。但距考期只有两个多月,而我尚没有半点准备,普通科学基础一点也没有。纵会去投考,还不是失败么?我只频频地叹气。

  一般绝望了的人,只好在绝望中再求出路。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决意一面写信报告父亲,一面以所发的七十元来维持二三个月的生活,努力补习普通科学。我决意济河焚舟了。

  这时候,我在神田住贷间,用费较大。我再不能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我另外找了一家小贷间,住三叠室,点五烛电灯了。每月连伙食只需十二元,加上学费零用等项,每月不超二十元了。同时想及一年余来的浪费,又后悔,又心痛。

  我在上午补习理化,下午补习数学,夜间补习日本文。上了一个月课,我觉得日本文进步,最好练习笔记(日文叫“书取”)。我知道考官立学校以日文为最重要。于是把上午的理化放弃了,而加习“书取”。过了第二个月,自己知道日本文的进步颇速。

  上午由十点上课至十二点,下午由一点上课到五点,夜间又由八点上课至十点,其余的时间便伏在三叠室中自修。每夜没有在十二点以前睡过。

  恰恰是考高等工业的前星期,我右脑后的颈项上,生了一个大疽。朋友来看我的都说是用功过度,虚火上攻的结果。可怜我在那时候一点卫生及医学知识也没有,连拌疮膏还是房主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告诉我的。她看见我那样刻苦求学,似乎表示十分的同情。

  考高等工业算保持住了最后一天的受考权。(因高工的入学考试,是每天削除人数的。)但因图画和日本文考坏了,又归失败了。

  考后的三天,接到高工寄来的一封信。女主人很高兴地送信上来给我。她一看见我,便为我道喜。她说:

  “你这样用功的人,一定考得上的!”

  她表示为我十分的欢慰,当时她尽笑着看我,我也不转瞬地望她。我们当时都感着一种神秘吧。但我一因她并不是怎样漂亮,而态度也不很高雅,二因她是有夫之妇,三因我在那时全无勇气。所以对她无一点积极的表示。不然,恐怕堕落下去了呢。过后,我才知道她是在恋爱着我呢。倒霉!倒霉!

  “否,一定落第了。若是及了第,学校是用明片通知的。”

  “不会吧。”

  她还笑着尽立在我的桌旁不走,似乎不相信我的话,只当我是不好意思。

  “真的。”

  我一面说,一面开信封,信的内容大意是我这次考试成绩甚佳,惜投考人数太多,按成绩顺序录取,超出了规定名额,不便录取了。并劝我不要灰心,当更奋发,以待第二次的机会。

  “张样。像你这样勤勉的人,真是对不住你啊。”

  她的脸上笑痕也立即消失了,只频频地为我叹息。

  考高等工业失败后,我再无心上课补习了。我知道,我的失败不是因为预备科学不够,而是精神太紧张,一进场,胸部便会起悸动的结果。于是我再由神田搬回代代木和一位堂兄同住了。我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等候投考第一高等,作背城的借一。如再失败,唯有回广益学校去当小学教员了。这是父亲的意思。父亲恐怕我因官费之取消及考学校之失败而悲观,由悲观而自杀,故常来信安慰我,也劝导我说:“功名是身外之物,还是身子要紧。”在平时,我或忽视了这句话。但在目前,前无出路后无倚靠的困难当中,我因神经衰弱,终于流泪了。父亲说,第一高等考试又失败时,立即回来,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高警补习,要了一张毕业文凭出来后再说。二是回广益学校教书,他已商得了汲牧师的同意。这真是“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我很想要求父亲为我勉筹半年的用费,每月寄我二十元,我明春一定考进高等师范给他看。但我一想到父亲的劳苦和家计的状况,我又不忍启口了。

  但是到了七月中旬,我考上了第一高等了。

  写到这里,已经满了预定的字数,而我也变成了一个尚未孵化的日本帝国大学生,我的自叙传就此作一结束吧。往后的“我的生涯”之一部,当在“彗星的行踪”里面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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